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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介紹的系列文章，第一篇先跟分享了「什麼是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1]」，在了解制度設計背後目的及功能後，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不當勞動行為指的是行為人意圖破壞或弱化工會活動，對工會成員所採取的不公平或不公正的作為。因此，立法者參考外國勞動行政實務上常見的類型，在我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下將不當勞動行為分為「不利益對待」、「支配介入」及「不誠信協商」的三種不當勞動行為類型[2]。本篇先從「不利益對待」這個類型開始談起。

除了規範在「工會法」的「不利益對待」與「支配介入」以外，第三種不當勞動行為的行為類型規定在「團體協約法」，一般學理及實務稱作為「違反誠信協商」。回顧當初「團體協約法」在立法階段的時空背景，是因為考量到基於私法自治及團體自治的精神，國家公權力原則上應該採取較為低度的干預，國家的介入只是在確保協商雇主與工會雙方有雙向對等的實質協商空間[1] 依照「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3]，雇主與工會雙方在團體協商的整個過程中，都應該抱持著誠信來協商，原則不得拒絕他方的請求，除非提出的請求並無正當理由，目的是希望雙方利用協商程序過程中，盡可能的完成磋商來達到自治的精神。

觀察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在判斷「支配介入」類型的不當勞動行為時，為數不少的裁決決定書都曾經提到，要斷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應該依照勞資關係脈絡，就客觀事實的一切情況來做認定。 勞資關係脈絡指的是，裁決委員會在裁決程序中，為了確認行為人是否具備不當勞動行為的動機，會運用「大量觀察法」查看雙方過往的脈胳關係，作為判斷行為人是否存有不當勞動行為動機的參考依據，並且考量審理過程中，雙方對於事實的主張與說明，以及雙方提出的證據資料，來確認現在申請人所申請的裁決事項是否存在，並認定行為人是否因此構成不當勞動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