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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勞方申請人依法申請裁決時，必須判斷「誰應該要為不當勞動行為負責」，也就是判斷條文內規範的「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1]」以及「雇主或有法人資格之雇主團體[2]」到底是誰，才能知道要把誰當作裁決申請的相對人。 實務上，有些情況要判斷出不當勞動行為的行為人並不容易，例如：教師裁決申請的雇主是學校嗎？是否包含地方縣市政府？或者企業體因應全球經濟趨勢發展，形成組織的多元化，例如：A公司持有B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半數以上，並且掌握人事、財務及業務[3]，或者控股公司對子公司[4]的受僱者或所屬工會，例如：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旗下台北富邦銀行企業工會，發生不當勞動行為時，是不是可以將關係企業或控股公司當作申請人的雇主來提起裁決？

除了規範在「工會法」的「不利益對待」與「支配介入」以外，第三種不當勞動行為的行為類型規定在「團體協約法」，一般學理及實務稱作為「違反誠信協商」。回顧當初「團體協約法」在立法階段的時空背景，是因為考量到基於私法自治及團體自治的精神，國家公權力原則上應該採取較為低度的干預，國家的介入只是在確保協商雇主與工會雙方有雙向對等的實質協商空間[1] 依照「團體協約法」第6條第1項規定[3]，雇主與工會雙方在團體協商的整個過程中，都應該抱持著誠信來協商，原則不得拒絕他方的請求，除非提出的請求並無正當理由，目的是希望雙方利用協商程序過程中，盡可能的完成磋商來達到自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