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養小孩」是男女薪資拉大的起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伴侶關係公平了才能同酬
2023年「同酬日」為 2/27，與去年維持同一天。意味女性必須比男性多工作到隔年的 2 月 27 日，才能領到跟男性工作到 12 月31 日一樣多的薪資，等於多作58 天無薪白工。針對男女薪酬落差現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認為，女性承擔了大部份生養責任，使她們無法做需要隨傳隨到、但高報酬的「貪婪工作」，拉大了差距。只有老公多分擔家務與教養責任，當伴侶關係公平了，男女才有機會同酬。
整理／張詠晴 由天下雜誌授權轉載
為什麼女性的薪資，依然不如男性，金融與法律等專業領域的薪資落差還特別大？人們推敲的原因與解方已經很多，像是女性被歧視、女性不夠「挺身而進」、薪資制度不夠透明，以及女性需要更多自信，最好還要有職場教練帶。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憑藉經濟數據與歷史，提出了不同解釋。77歲的戈丁是史上第一位獨摘桂冠的女性經濟學家，但她很習慣當開創者，她也是首位獲哈佛經濟系終身職的女教授。
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碩、博士，戈丁師承兩位經濟學獎得主，分別是行為經濟學大師貝克（Gary S. Becker）與經濟史學大師福格爾（Robert Fogel）。
自稱學術界的「偵探」，戈丁1980年開啟女性勞動力研究，發現早期的已婚婦女被記為「妻子」身分後，工作內容是「以下空白」。
她親力親為翻開塵封檔案，篩出空白欄位中潛藏的女性勞動參與數據，甚至連編碼也大都自己來，不假手研究助理，「你必須真正了解你的資料。」
戈丁發現，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以及就業後的頭幾年，男女薪資差距微小；但畢業後的十年，事情有了改變，分水嶺是結婚生育。這促使戈丁提出：伴侶關係公平了，薪酬才可能平等。
有趣的是，這樣的結論不只是戈丁半世紀的學術追尋，更是經驗談。因為研究路上，小十多歲的哈佛經濟學者丈夫一路與她合作扶持。
以下整理戈丁接受《彭博Businessweek》與國際貨幣基金（IMF）的訪問精華：
職場、職業、專業以至人類生活的許多層面，都已經被性別化了。學術領域也一樣，經濟學和STEM（科學、科技、工程、數學）領域是男性主導的領域。
我那個時代尤其明顯，在芝加哥大學時，只有我和另一位女同學完成碩士學位。聽起來，女性非常孤獨，但並非如此。芝大的老師們非常尊重每一個人，認真看待我的提問、才學及好奇心。
我希望有更多女性投入經濟學領域，不只是大學裡主修經濟學，更投入進一步深造。
我在教學現場的經驗是，許多高中男學生會說，「經濟學就是財務，太好了，我要學。」而許多女學生則會說，「喔，我不想碰財務數字，我對人更感興趣。」在這一點上，我們真的要更努力告訴年輕人，經濟學到底是什麼。
其實經濟學是非常廣泛和重要的學問，對關懷勞動力、不平等、健康、教育、家庭和孩童發展議題的人來說，鑽研經濟學都可以帶來智識的滿足。
男女薪資差異，始於生養小孩
我的著作《職業與家庭：女性爭取平等的世紀長征》（暫譯，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探討1878年至今，高等教育女性在家庭與工作抉擇的改變，而這類抉擇大大影響女性職業生涯，也是兩性薪資差異的根源。
如果女性必須負擔絕大部份的照顧工作、必須選擇能夠兼顧家庭的「彈性工作」，包含把小孩顧到青少年以及照顧父母，那麼她們自然無法承擔男性的工作。
我將核心關注放在這邊，並不代表職場不存在歧視、薪資透明不再重要、職場裡沒有壞蛋，或是職場已經公平了。
但當我們不斷找原因，或是真有一天剷除了帶有偏見的主管們、所有壞蛋、騷擾和歧視，兩性的薪資依然會存在很大的落差，我們也依然無法真正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工作環境。證據在於，男女薪資差距的拉大，發生在生養小孩之後。
這個世界就是有照護需求。照顧小孩或其他家庭成員的責任多是由女性承擔。在我小小的麻州劍橋同溫層裡，我很開心看到有更多男士承擔了照顧工作，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女性還是照護主力。女性為了擔起照顧工作，她們就只好承接可以兼顧家庭的工作任務，也就是彈性工作。
如果男性與女性都做彈性工作，問題便會小很多。但問題是，世上還存在著「貪婪工作」。
貪婪工作經常要你深夜或週末回訊息，或是必須放棄假日，隨傳隨到。貪婪工作佔據很大部份的人生，如果你不能貢獻那麼多的時間，大概很快會被取代，或難以獲得升遷。任何背負照顧責任的人都難以勝任貪婪工作，就算你的照顧工作只是晚上在家確保孩子有把飯吃下去。
而貪婪工作的報酬往往高得不成比例，其與彈性工作形成的薪資差，便成為因顧老顧小而選擇彈性高工作的女性，所必須承受的成本。
補貼托嬰、分攤照顧責任
然而，這不該是一場零和遊戲。強行要女性放棄職涯抱負，隨時在家待命，或是男人就是該被公司隨叫隨到，犧牲家庭時光，對夫妻來說都不公平。如果我們能降低人們換取工作彈性所需付出的成本，就解決了問題。
在提供解方上，我們可以首先看看歐洲。以瑞典、丹麥或現在的法國為例，學齡前的育兒費用獲得相當大的補助，有些國家甚至大幅補貼優質的托嬰服務。
要做到這樣的補貼，所費不貲，但必須說，在提升女性平等上，這真的能帶來長足進展，或至少使女性成為職場中地位平等的伙伴。育嬰假與產假政策的配合，也發揮作用，這些政策可以消除部份社會常規。但只有這些也還不夠。
我們還可以透過建立完善的代理人制度，縮小兩性薪資差距。以實行家庭醫師制度的美國為例，小兒科醫師面對的就是非常貪婪的工作。這或許可以建立聯合醫療制度來解決，透過分享病例、醫療資訊，讓其他醫師更容易代班。
最重要的是，職場的公平，真的必須從家庭公平做起。當男性與女性都不需要顧小孩，男女薪酬是非常接近的，但當小孩呱呱墜地，女性的薪酬就出現大幅且持續地下滑，男性卻不受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先追求伴侶間的平等，沒做到這一點，很難促成職場薪資的平等。雖然不是百分之百，但女性確實負擔較多的家庭照顧工作，這使得她們只能承擔彈性工作。
疫情紅利，貪婪工作更有彈性
疫情帶來意想不到的曙光。我們發現，在疫情期間，可以透過視訊建立關係，身處不同的空間依然能有眼神接觸，可以線上簽合約，我不用再出差到蘇黎世、東京去完成本來該做的事。
這意味著，貪婪工作變得更靈活、有彈性。而彈性工作也可以變得更有生產力，因為在家工作省去了通勤時間，也更能自己運用時間。
我一直都是樂觀的人，我的最新論文「女性為什麼能贏」（Why Women Won），剛好在我拿下經濟學獎那一天發表，這完全是巧合。當我對女性朋友說，我正在探討女性為什麼能贏，她們都會看向我，露出「到底在說什麼，我們哪裡有贏」的表情。
我告訴她們，我從研究所畢業時，許多女性權益尚未落實，後來卻一路在司法領域取得突破。我見證女性獲得懷孕時期的工作權，獲得生兒育女後的工作權。上述都是非常著名的最高法院判決。在我有生之年，我們見證當主管性騷擾，企業會被提告，還有判例解釋怎樣會構成性騷擾。
所以，是的，女性獲得了勝利。我們當然相信，女性許多權利遭到剝奪，但同時也有很多、很多的權利，將永遠無法從我們的手上奪走。
（原文標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男女要同工同酬，丈夫必須多帶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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