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曾經對於新聞報導感到不滿,覺得媒體偏頗或只追求戲劇化?網路甚至有「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嘲諷。前主播蕭彤雯在其著作《記者不是你想的那樣》中提到,當記者面對一場巨大的災難時,記者不僅要傳達災區的實際狀況,更要將災民真正的需求和感受告訴全國,傳達出更有意義的訊息,這才是作為記者最重要的「社會責任」。
文/蕭彤雯
踏入新聞圈二十年,我採訪過國內外各種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我總是不停反思:記者做一則報導時,是否有比描述現場更重要的訊息需要傳達?我覺得答案是肯定的,而這些該被傳達的訊息,正是作為記者最重要的「社會責任」。
記者絕非只是單純的訊息傳遞者。從他起身採訪的那一刻起,他所報導的每一則消息都背負著相當程度的社會責任。基於這樣的責任感,無論走到哪,最該做的都是傾聽現場的聲音。每個記者都應該反問自己:「我採訪這則新聞的『重點』是什麼?只是為了讓觀眾看到這裡有多悲慘嗎?這種心態是正確的嗎?還是我應該為這些人做點什麼?」
當你瞭解一切報導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幫助你的受訪者,盡到記者該有的社會責任時,你就會很清楚地知道你的報導裡該包括些什麼。我們記者手上擁有別人所沒有的媒體公器,所以可以做些別人做不到的事,並能快速收到回饋。
以2014年高雄氣爆為例,當天我從高鐵左營站轉搭計程車時,在車上聽到在地的廣播電臺提到災區需要行動電源。因此我抵達氣爆現場連線時,除了告訴大家我眼見所及,也把這些資訊放在我的播報裡。沒多久,鴻海集團就宣布提供五千顆行動電源給現場救災指揮中心,讓搜救工作更加順利。唯有同理心,才能讓我們在理性之餘,保有一顆柔軟的心。
八月一號當天,除了一早就抵達高雄做現場連線報導,稍晚更透過工程人員的協助,在不影響到氣爆現場搜救的前提下,架設了主播臺。當晚我們就在災區進行壹電視晚間新聞的播報。這麼做當然是為了方便掌握最新訊息,並讓觀眾同步看到入夜後的最新搜救進度。但如此大費周章地把主播檯搬到氣爆現場,還有更重要的意義:讓災民覺得溫暖。
「我們跟你們站在一起。」「我們不嗜血也非蝗蟲,不會大批過境後就鳥獸散離開。我們留在這裡,傾聽你們的聲音,幫助你們一起復原家園。」
我在每一次的報導中,都不斷強調這個概念。觀眾有沒有接受到這樣的訊息?我相信是有的。因為當晚我坐在臨時架設的播報臺上,手機中不斷湧進我個人臉書粉絲專頁的訊息,有些是update 最新訊息、有些是請我幫忙協尋失蹤親人,所有訊息都來自在地居民。我或許無法直接幫上忙,但至少讓災民們多一個管道,能向外界傳達他們的需求。
在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我們經常從新聞記者的報導中了解這個世界,然而,這個應該被尊重的行業,卻受到了不公平的污名,被輕蔑地稱為「小時不讀書,長大當記者」。
我仔細去探究原因,發現不外乎兩種狀況:第一、記者素質不佳。在發問場合問了被人認為「很愚蠢」的問題。這通常是知識、常識不夠,肇因於自我充實不足。第二、記者沒有同理心。同樣是在發問場合問了「不適當」的問題。這種情形最常發生在災難場合。
當我還在華視當記者時,曾被臨時調度去採訪一起社會案件。那是一場火災,發生在夜裡。原本只是小火,女主人手被燒傷,男主人將火勢撲滅後,急著把太太送去醫院,沒想到再回家接兩個孩子時,卻發現全家陷入火海。原來餘火未盡,在他離開後又燒了起來。男主人衝進火場想搶救兩個孩子,結果三人都葬生火窟。
這則火災因為發生在半夜,包括起火等主要畫面都由大夜班的記者所拍攝,主管要我重返火場做「人」的故事。確實,若沒有「人」的元素在裡面,這則新聞很容易淹沒在一整天大大小小的車禍、火災稿單中。所以我銜命前往事發現場,看到的就是已經燒燬的房子。人呢?這家就只剩女主人一個,而她還躺在醫院的急診室。
我到了醫院,與公關人員聯繫(依照各醫院規定,記者要拍攝任何畫面,都必須經過公關核可)。在表明來意之後,公關說無法讓我進入急診室,我們最多只能停留在門口。我請教值班醫師受傷女主人的狀況,他說沒有生命危險,只有四肢燒傷。我再問:「請問她知道先生和孩子的事嗎?」,值班醫師說:「她還不知道。目前還沒有其他家人來看她。她剛剛有問我們,她先生有沒有再來?她可能覺得奇怪,先生怎麼過了這麼久都還沒來。我們不敢告訴她,其實她的先生和孩子都走了。」我聽到這裡,不禁鼻酸。如實回報給臺內主管,我得到這樣的指示:「太好了!這是個好故事,妳一定要訪到她。」
我不可置信地問:「訪?你要我問什麼?問她『妳先生跟孩子都死了,妳現在心情如何』嗎?你自己不會想想,如果發生在你身上,你全家人都死了、只剩你一個,你心情如何?」然後,我就把電話掛了。我不能違反醫院規定混進急診室,更不想由我來告訴這個傷心的太太與母親,她的先生因為急著送她來醫院,沒注意到火勢尚未全滅,導致最後他和孩子都罹難。我一點都不想問她的心情,因為我知道若換做是我,除了悲痛,更會一輩子懊悔。
但我還是必須做出這則報導。我請攝影記者站在急診室門口,遠遠地拍,完全不拍她的臉,只拍她被包紮的四肢,沒有任何人能從這個畫面分辨出她的身分。我看到她滿是紗布的手,微微舉起,好像想叫什麼人,但遲疑了一會兒,又緩緩放下。我的文稿這麼敘述著:「遠遠的,我們看到她纏滿紗布的手,微微地舉起又放下。她或許想找人問:『我的先生在嗎?我的孩子們還好嗎?』但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沒有人忍心告訴她,他們都不在了。從現在起,四口之家只剩下妳一個人了。」
這則沒有當事人訪問的火災新聞,當天被放在晚間新聞的前段播出,因為李四端主播覺得這新聞打動人心。沒有任何人因為我拒絕採訪唯一的倖存者而怪罪於我,因為我證明給大家看:只要有同理心、只要夠細膩,就能同時兼顧新聞內容及人性,做出有溫度的新聞。可惜,願意花心思從這種角度出發的記者愈來愈少,所以我們總是看到在各種災難的現場,罹難者家屬被握著麥克風的記者追著跑:「可以跟我們談談你的心情嗎?你是不是很難過?」別說觀眾反感,就連我在看新聞時,也常忍不住開罵。
在討論新聞工作者的理性與感性時,我一再強調:一則報導,在理性的外衣下所包覆的核心內容,應是很多溫暖與關懷,簡單地說,就是社會責任。那才是新聞最重要的價值。如何把這些不同面向的內容,妥善地結合,與其說需仰賴新聞工作者的智慧,不如說是取決於新聞工作者的心態。心態會影響做新聞的方法,若能兼具理性與感性、智慧與關懷,加上自己所受的新聞訓練,把所有想傳達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對我來說,就是一則好報導。
節錄自:時報出版《記者不是你想的那樣:蕭彤雯的新聞現場/蕭彤雯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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