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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危急，主管越要言行一致！向邱吉爾學穩定團隊的3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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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中，邱吉爾憑藉什麼基礎，選擇了徹底抗戰，並能貫徹到底？從邱吉爾的領導經驗，看領導者如何運用知識、信念與熱情，穩定團隊、凝聚信任並帶領成員度過危機。本文節錄自《用人與帶人的問題，歷史都有答案》。

文／增田賢作

本文目錄（點擊可快速前往）

洞悉希特勒威脅的男人──邱吉爾的歷史觀與先見之明
正面迎擊危機，將守護組織視為命運
「絕不屈服」──邱吉爾下達改變歷史的決定
管理者的發言與方針要保持穩定

「即使孤立無援、身陷荒謬的局面，也絕不屈服。」
──溫斯頓．邱吉爾

溫斯頓．邱吉爾（1874 年至1965 年）是英國的政治家與作家。他出生名門貴族，曾以軍人身分參加殖民戰爭並贏得名聲。隨後，他成為下議院議員，並在年輕時就擔任大臣要職。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因承擔海戰失敗的責任而被迫辭職。他很早就對德國納粹及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抱持警戒，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隔年、1940 年就任首相。

在與德國對立，且以法國為首的同盟國紛紛戰敗之際，他以強烈的領導力率領孤立無援的英國，擊退了德國的侵略；隨後，在得到美國參戰的支援下，戰勝德國。雖然他在德國投降後的總選舉中落敗，一度失去政權，但在1951年以76 歲高齡重返首相寶座。此外，他身為作家也享有盛名，戰後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The Second World War）等著作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邱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帶領英國走向勝利，以「不屈首相」而聞名遐邇。然而，他的才幹不僅止於政治。

他深入學習歷史，本身也是親手創造歷史的人物。

作為作家，他也受到很高的評價，除了以自身經歷為基礎、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外，還撰寫了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世界危機》（The World Crisis），以及《英語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等多部歷史著作。1953年，他因透過歷史敘述，守護人類自由與民主主義理念，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以下授獎理由中的文字，精準表達了邱吉爾的人物本質：「在尊重文獻與史料的同時，由曾參與創造歷史的人物所寫下的歷史，有一種特別的力量。」

洞悉希特勒威脅的男人──邱吉爾的歷史觀與先見之明

他的歷史觀並非單純的研究過去，而是洞悉未來所應具備的洞察力基石。

1933年，當希特勒率領的納粹黨掌握德國政權，並開始建立伴隨著反猶太主義與暴力的極權體制時，歐洲許多領導者都低估了這場變化。但邱吉爾不同。他深切理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至1918年）中戰敗的德國，面對巨額賠款與領土縮減，抱有強烈的屈辱與憤怒，因此他很早就警戒著，危險的民族主義作為反彈情緒逐漸高漲的風險。

在1934年發表的評論中，邱吉爾如此揭露納粹德國的本質。

「這些無敵的人們、西方最強大且最危險的國民，抱持著憤怒與近代化設備，卻倒退回了中世紀狀態。我們對峙的，是名為極權國家的怪物。

「在那裡，所有人的想法必須一致。沒有人可以提出異議。若指出明顯的誤解或錯誤，便會背負異端或反叛之罪。」

這段話中，包含了對思想與自由的深切危機感，更是超越了單純的警戒。邱吉爾看清納粹不僅是單一國家的獨裁體制，更是會波及全歐洲的、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威脅。

1935年，也是希特勒掌握政權僅兩年後，德國宣布重新武裝。隔年1936年，德國強行進駐在《凡爾賽條約》（Treaty of Versailles）中被定為非軍事區的萊茵蘭，並於1938年併吞奧地利。正如邱吉爾所預見，歐洲被戰爭的腳步聲籠罩。

其中絕大因素，是當初各國的疏忽、認為讓步即可解決，以及領導者們未能直視危機而導致判斷遲緩，使得一切走向無法阻止的地步。

如邱吉爾一樣，比所有人都更早洞悉「威脅的本質」，並勇於說出口的領導者，是多麼珍貴──這個時代的教訓，至今依然歷久彌新。

正面迎擊危機，將守護組織視為命運

1938年，納粹德國的下一個目標，是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蘇臺德地區（Sudetenland）。面對此危機，英、法、德、義四國為尋求外交解決方案而召開了「慕尼黑會議」。當時的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以避免戰爭為最優先，決定容忍德國併吞蘇臺德地區。

當時邱吉爾強烈反對這個讓步。

他如同往常一般看穿希特勒的野心，並警告這種綏靖政策，將會招致德國進一步的侵略。同年10月，邱吉爾在下議院如此表示。

「一切都結束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沉默中陷入悲痛，被拋棄並遭到分割，消逝在黑暗之中。今後，捷克斯洛伐克這個國家，將無法維持獨立存在。數年，甚至只需要數月，它就會被納粹體制吞噬。」

這份憂慮很快就成真了。1939年，希特勒撕毀《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併吞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同年八月，德蘇迅速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兩國共同侵攻波蘭。最終，英國與法國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展開。

隨著戰爭爆發，邱吉爾在保守黨政權下以海軍大臣（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相同的職位）身分重返政權。

他一上任便迅速推進務實的軍備強化，穩紮穩打的妥善準備對德戰爭，例如：

擴充軍艦的雷達裝備。
商船武裝化。
增強空軍戰力。

話雖如此，戰爭初期並無顯著戰鬥，被稱為「假戰」（Phoney War）的穩定狀態持續了約半年。

然而，1940年4月，德國一口氣侵略了北歐及西歐。隨著進攻挪威，以及攻擊荷蘭、比利時、法國，戰火也迫近了英國。

此時，持續推行綏靖政策的英國首相張伯倫，已經完全失去國民與議會的信任，被迫辭職。隨後，1940年5月10日──邱吉爾終於就任首相。

邱吉爾後來回憶就任首相時的心境，他這麼表示：「我終於掌握了對全局發布命令的權力。我覺得自己彷彿正與命運同行。我覺得我過去所有的生活，都只是為了這一刻、為了這場試煉所準備的。」（摘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

這段話表現出正因為他理解歷史，才能擁有這些覺悟與使命感。

邱吉爾並非單純避開危機，而是正面迎擊危機，將守護國家與世界自由視為自己的命運，勇於承擔。

「絕不屈服」──邱吉爾下達改變歷史的決定

1940年5月，擋在首相邱吉爾面前的，是英國近代史上堪稱最嚴重的國家存亡危機。

納粹德國透過閃電戰進攻法國，同盟國處於崩潰邊緣。如果法國投降，英國將成為歐洲唯一的抵抗勢力，勢必會被德國視為下一個目標，獨自承受猛烈進攻。

不安與動搖在全英國蔓延。政府內部甚至開始有人表示「是否也應考慮講和」。然而，邱吉爾拒絕任何妥協。

他呼籲國民與議會：「縱使歐洲許多知名的國家落入納粹手中，我們也絕不退縮、絕不屈服。我們在法國戰鬥，在海上戰鬥，在大洋戰鬥，在空中也戰鬥，無論付出何種犧牲，都要守衛本土。我們在海岸戰鬥，在登陸地點戰鬥，在城鎮街道、荒野、丘陵持續戰鬥。」（1940年6月，下議院演說）

同月，在對國民的官方聲明中，他也表明強大的決心。

「如今為了正義、拿起武器的人，只剩下我們。為了不辱這份名譽，我們將竭盡全力。直到希特勒的詛咒從人類除去的那天為止，我們將與大英帝國一同戰鬥到底。我們堅信，最後一切都會得到正確的歸宿。」（1940年6月，對國民聲明）

正是這份斷然的態度，開闢了通往日後勝利的道路。

在邱吉爾的領導下，英國在與德國空軍的「不列顛空戰」中獲勝，阻止了德軍登陸本土，粉碎了納粹完全勝利的可能。並且在1941年，拉攏此前保持中立的美國為盟友，成立了以英美為核心的同盟國。打下了民主陣營大規模反攻的基礎。

1944年，英美聯軍在法國諾曼第登陸（Normandy Landings）。解放歐洲大陸的作戰正式啟動，英美聯軍從西側，蘇聯軍從東側包圍德國。希特勒覺悟即將戰敗後自殺，1945年5月，德國無條件投降。

1940年，法國投降、英國孤立的那一刻，如果邱吉爾選擇了議和而屈服，納粹德國將支配全歐洲，現代的世界地圖與價值觀，都有可能截然不同。一位領導者決定不屈服的意志，守護了世界的自由與未來。

管理者的發言與方針要保持穩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場史無前例的危機中，邱吉爾憑藉什麼基礎，選擇了徹底抗戰，並能貫徹到底？探尋其領導力的源頭，可以歸納為以下3大支柱。

1. 從長期視野預測未來

邱吉爾與其他政治家的不同之處在於，他不只是將歷史視為過去，而是將其活用為預測未來的羅盤。他很早就預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德國課予的嚴苛賠償，終將催生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復仇心。當希特勒率領納粹黨崛起時，他並非憑直覺，而是將其視為歷史的必然結果，對其危險性鳴響警鐘。

邱吉爾的先見之明，是由連結過去脈絡與未來威脅的「歷史思考力」所支撐。

2. 言行一致

1930年代後半，當許多政治家試圖透過與希特勒妥協以迴避戰爭時，唯有邱吉爾自始至終拒絕讓步。他確信「與希特勒之間，不可能存在和平」，並用言語和行動貫徹了這份信念。這份一貫性最終贏得了國民與議會的信任，並將他推上了首相之位。貫徹信念的領導者，會令周圍的人安心，並指引明確的方向。正因為無論情況多麼嚴峻，邱吉爾都貫徹「應該戰鬥」的態度，英國國民才會願意「跟隨這個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