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遇到困境，越亂越要統一方向！從土耳其建國學危機管理3原則
組織陷入混亂，領導者該如何整頓方向？作者為日本企業管理顧問，認為領導者常要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做決定，其中更要「以史為鏡」。當組織遇到困境時，不妨從土耳其國父阿塔圖克的決策學習「讓適合的人上車、不適合的人下車」，分享危機管理3原則：重整團隊、集中權限、親臨第一線。本文節錄自《用人與帶人的問題，歷史都有答案》。
文／增田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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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時集中權力，讓組織朝同一方向前進。」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1881 年至1938 年）是鄂圖曼帝國的軍人，也是土耳其共和國的首任總統。他出生於鄂圖曼帝國境內，曾就讀陸軍軍官學校等，並以陸軍軍官的身分開啟職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成功阻擋協約國進攻，被視為英雄。但鄂圖曼帝國遭遇慘敗，結束了大戰。戰後，由於協約國進逼，帝國的領土大幅縮減，但凱末爾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挺身而出，成功阻止協約國的侵略。
在此過程中，他引導延續了六百多年的鄂圖曼帝國走向終結，創立土耳其共和國，並就任首任總統。任期間，他推行政教（伊斯蘭教）分離、促進男女平等、導入現代學校制度、建設現代化工廠等諸多改革，奠定了土耳其共和國的基礎。即便在現代，人民仍尊稱他為「阿塔圖克」（土耳其人之父）或「國父」（建國之父），表達深切的敬意。
鄂圖曼帝國（1299年至1922年）曾統治過歐亞及北非的廣大疆域，歷史長達六百年以上，在蘇丹（皇帝）的統治下，作為橫跨歐洲東南部（巴爾幹半島）、北非及中東廣大地區的大帝國君臨天下。
在帝國的全盛時期，曾兩度（1529年、1683年）圍攻歐洲的維也納，對基督教世界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
鄂圖曼帝國的終結與英雄的決斷
然而，隨著時代推移，鄂圖曼帝國逐漸走上衰退之路。與歐洲列強的戰爭接連不斷，在其支配的地區中，獨立運動風起雲湧。十九世紀，原本在鄂圖曼帝國統治下的巴爾幹半島各國紛紛獨立，昔日榮光已成過往雲煙。
在此背景下，鄂圖曼帝國於1914年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帝國與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結盟，以「同盟國」陣營參戰，但戰況嚴峻，各地接連戰敗。
唯一的希望之光是加里波利之戰（1915年至1916年）。在這場戰役中，鄂圖曼帝國對抗英法聯軍登陸作戰、以巧妙的防衛戰取得勝利，其中有一位軍人脫穎而出。他便是後來被尊稱為「土耳其建國之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
然而，儘管他在戰場上十分活躍也無濟於事。戰局逐漸有利於英國、法國等協約國，隨著美國參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失敗告終。淪為戰敗國的鄂圖曼帝國遭到協約國瓜分統治。根據1920年的《色佛爾條約》（Treaty of Sèvres），其領土大幅縮減，被壓縮成再也無法稱為「帝國」的渺小存在。
至此，帝國與凱末爾的立場產生了巨大分歧。鄂圖曼帝國對協約國展現合作姿態，接受了屈辱的條約。然而，穆斯塔法．凱末爾不接受這個現實。
凱末爾認為：「應該由我們親手開創這個國家的未來。」他在安那托利亞地區的安卡拉（Ankara，現今土耳其首都）建立了新政府，而不是留在鄂圖曼帝國的首都伊斯坦堡。
重建組織的紀律與領導者正當性
他與帝國劃清界線，打著的旗號是「由土耳其人實現土耳其獨立」，下定決心再次戰鬥。這個決定，成為終結鄂圖曼帝國，與土耳其共和國誕生的轉捩點。
在安卡拉建立新政府時，穆斯塔法．凱末爾面對的困難，不僅僅是重建國家。
當時效忠鄂圖曼帝國的勢力以及受英法支援的希臘軍相互對立，衝突無法避免。對他而言，首要之務是掌控軍隊。然而，安卡拉政府最初擁有的軍隊，比不上紀律嚴明的正規軍，其主力是被稱為「非正規兵」的獨立武裝私兵。
他們雖然勇猛果敢，但缺乏組織紀律與戰略性，有時甚至會擅自處決投降的敵軍軍官，極有可能損害統治的正當性。
此外，軍中有部分領導者對共產主義思想表現強烈的共鳴，使問題更複雜。
當時俄國革命（1917年）剛結束，革命思想也蔓延到土耳其國內。但穆斯塔法．凱末爾認為，國家的未來在於作為獨立主權國家的現代化，而非共產主義，因此不可忽視共產主義思想的滲透。
針對這些課題，穆斯塔法．凱末爾採取了極其巧妙且冷靜的策略。他對非正規兵中具影響力的兩位領導者，分別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
其中一人是傾向共產主義的人物。凱末爾利用其思想傾向，將其作為駐莫斯科的特命全權大使、送往國外。名義上是賦予重任，實質上則是將其與軍隊切割，削減對方在國內的影響力。
而對另一位領導者，他則採取了更嚴厲的手段，不僅將對方徹底逼入絕境，最終還將其驅逐出境。
就這樣，透過重新安置與排除非正規兵的領導層，強化了軍隊內的統治，穆斯塔法．凱末爾以國家的名義，重新編組了有秩序的正規軍。
重組軍隊，不僅是為了提高戰鬥能力，更具有「重建國家」的象徵性意義。當完成軍隊的統一與重編後，穆斯塔法．凱末爾奔向了下一場戰鬥──與希臘軍決戰。這不只是與擁有英國等協約國做靠山的強敵戰鬥，也是賭上土耳其命運的決戰。
然而，在他身後，已不再是分裂的私兵軍團，而是紀律嚴明的國家軍隊在待命。
安卡拉政府在鄂圖曼帝國的崩潰與混亂中挺身而出。
這條邁向新生國家的建國之路，絕非一帆風順。面對幾度逼近的危機，穆斯塔法．凱末爾每次都親自掌舵，重新整頓。
他的領導力在1921年的「第一次、第二次伊諾努戰役」中得到證明。
這場戰爭中，安卡拉政府軍擊退了英法支援的希臘軍，成功向國內外展現其正當性與實力。藉此，穆斯塔法．凱末爾在政府內的權限得以進一步強化，同年制定《基本組織法》，在制度上確立安卡拉政府的統治機構，與凱末爾的領導地位。
然而，希臘軍並未就此罷休，他們沒有因為在伊諾努戰敗而屈服，反而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攻作戰。安卡拉政府的據點接連淪陷，戰局轉瞬陷入危機。
士兵中甚至出現了逃亡者，情況越來越混亂。據說穆斯塔法．凱末爾接獲前線失守的通報時，也無法掩飾內心的動搖。
在這種走投無路的狀況下，他既沒有逃避、也沒有推卸責任。
相反的，他選擇站在前線整頓事態。他被議會正式任命為總司令，將國家的命運扛在自己肩上。
對安卡拉政府而言，隨後的薩卡里亞河之戰堪稱命運的決戰。儘管穆斯塔法．凱末爾在開戰初期處於劣勢，但他冷靜的觀察戰局，逐漸扭轉形勢。
經歷艱苦的戰鬥後，安卡拉政府軍擊退了希臘軍。這不僅是一場勝仗，更是向國內外展現「誓死守衛國家」的意志。這是一次具象徵性及戰略性的勝利。
以薩卡里亞河的勝利為契機，穆斯塔法．凱末爾開始反攻。在最後的決戰中，他親自指揮前線，對希臘軍造成毀滅性打擊，協約國隨後也逐漸從土耳其撤軍。
接著在1923年，透過《洛桑條約》（Treaty of Lausanne），現今土耳其的國境獲得了國際承認。此外，在條約簽署前，鄂圖曼帝國也宣告滅亡。
同年，穆斯塔法．凱末爾就任首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在那一刻，他不再是單純的軍人或革命家，而是作為「國家的創造者」在歷史上留名。
讓合適的人上車，不合適的人下車
綜觀穆斯塔法．凱末爾至此參與的戰鬥，其中蘊含了組織變革與領導力的精髓，甚至超越單純軍事上的勝利。他之所以能達成土耳其的獨立與重建，背後有以下3個因素：
1. 建立方向一致且紀律嚴明的組織
懸而未決的一大問題，是指揮系統與思想各異的非正規軍。穆斯塔法．凱末爾冷靜分析，做出冷酷的決定：「注意並調離、驅趕思想不同的領導者，整合指揮系統。」隨後，他成功將其重新編制為紀律嚴明的正規軍。
這與企業管理中的組織論不謀而合，「首先讓合適的人上車，不合適的人下車」（《從A到A+：企業從優秀到卓越的奧祕》〔Good to great〕，詹姆．柯林斯〔Jim Collins〕著）。在推行策略之前，與誰並肩作戰將決定成敗。
2. 在緊急狀態下，將權限集中於領導者
在薩卡里亞河之戰前，穆斯塔法．凱末爾被議會任命為總司令，一手掌握軍事與政治大權。這成為他迅速執行嚴密策略的基礎。例如，將希臘軍引誘至內陸，以切斷補給線等大膽戰術，正是因為有這種單一指揮體制才得以實現。
然而，權力集中也是一把雙面刃。在平時，缺乏制衡的領導力可能會導致失控與僵化。在緊急與平時之間審視「適合組織的治理方式」，也是現代應具備的觀點。
3.領導者親臨現場，直接指揮
在最終決戰，穆斯塔法．凱末爾親自坐鎮指揮。越危急的時刻，領導者越要站在第一線，與士兵同進同出──這種態度賦予了士兵勇氣，大幅提升對指揮命令的信賴度。
在現代商務與組織營運中，在困難局面下「領導者是否真心投入」，與成員的士氣跟成果有直接關聯。領導者了解第一線、與現場人員共同行動的意義，即便跨越時代也依然不變。
我們從穆斯塔法．凱末爾的決策中獲得的，正是化解危機的領導者必備要件：
- 統一組織的方向，排除無謂的磨擦。
- 在必要時集中責任與權限，提升判斷速度。
- 在比任何人都接近第一線的地方建立信賴。
這些決策，建構了從鄂圖曼帝國滅亡，到土耳其共和國誕生的這段動盪歷史。
在現代組織與企業中，身處變化與不確定時，所需要的領導者形象也正源於此。向歷史學習，並非為了稱頌過去的英雄，而是從他們的選擇與行動中，思考自己現在該如何行動。
- 【用人與帶人的問題，歷史都有答案】
- 整個組織有共同認知，理解各自的職責，並建構能合作應對危機的體制至關重要。
- 緊急情況下，由於須迅速決策，有時可能得暫時將權限集中於領導者。
- 領導者必須親身了解第一線狀況並精確判斷，同時也須令成員安心。
節錄自：大是文化《用人與帶人的問題，歷史都有答案：讀歷史可以學會什麼？領導者最常遇到的問題，九成能在中外歷史裡找到答案！》／增田賢作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