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世代焦慮》專家觀點｜陳品皓心理師：當選擇變多，焦慮也跟著增加——從「流動性認同」看滑世代的內在困境
每天滑過數百則短影音、接收無數人的生活片段與成功故事，當代年輕人擁有前所未有的資訊量與選擇權，卻也比任何世代更容易陷入比較、猶豫與自我懷疑。
文／104人力銀行
內容節錄自「滑世代焦慮」專家座談會，由米露谷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陳品皓分享觀察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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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人力銀行發布《滑世代焦慮》報告發現，網路社群已成為年輕世代生活的重要場域。當演算法持續推送各種人生範本、職涯選項與價值觀，人們看似擁有更多可能性，卻也承受更多來自選擇、自我定位與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感。焦慮不再只是來自課業或工作壓力，而是一種長期存在於數位生活中的心理狀態。
為深入理解這些焦慮背後的心理機制並嘗試找尋解方，104人力銀行於5月25日舉辦《滑世代焦慮》專家焦點座談會，邀請心理、教育與輔導等領域專家共同討論。以下整理米露谷心理治療所臨床心理師陳品皓的分享內容。他從臨床現場觀察出發，提出「流動性認同（Fluid Identity）」的概念，剖析當代青少年如何在多元選擇、代間價值衝突與AI崛起的環境下，面臨前所未有的認同焦慮。
從「流動性認同」看見這個世代的焦慮來源
現在這個世代的孩子普遍呈現出一種現象，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我發現他們像是處在一種「流動性認同（fluid identity）」的狀態。
相對於我們這個世代是在菁英主義底下成長，有非常明確的價值觀，認為「努力」就是生存的重要依據；而現在所謂的流動性認同，是指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有非常多的選擇，對於自我的認同沒有一個單一標準。
但在沒有單一標準的情況下，多元的選擇很多時候也意味著多元的機會成本，以及多元的焦慮。多元的焦慮帶來集體世代的選擇焦慮，而背後又伴隨著機會成本的考量。
我們現在看到的流動性認同議題，就是孩子內在並沒有一個確定的狀態，但環境卻告訴他有許多不同的選擇可以做。當他面對多元選擇，卻沒有太多探索與確認的階段時，就容易陷入一種非常液態化的狀態：外在環境看似多元，可是內在狀態其實是不確定的，而這正形成了很大的焦慮來源。
這個焦慮最終呈現在認同這件事情上。我們看到大概有47%的孩子對自我認同這件事情很難做出確認。
當家長價值觀遇上新世代，代間衝突進一步放大焦慮
另外，代間問題也是造成這個現象被放大的原因之一。
我們這個世代是在英才制度與「No pain, no gain」的觀念下長大的。努力才會贏，不努力就會被淘汰。家長相信的是：你要努力，要嘛靠文憑，要嘛靠一技之長，要嘛靠態度。
可是當這樣的世代碰到流動性認同的新世代時，就會發現很多價值觀無法達成共識。
家長一邊說：「你可以有自己的選擇。」但同時又非常強調學測表現的重要性。對孩子而言，這其實是非常矛盾的訊息。他已經處在多元選擇的狀態，又不斷需要回應家長的期待與壓力，這份焦慮其實非常難被消化。
因此我們會遇到許多最後形成「固定型思維」的孩子。他們可能拒絕學習、學習動機低落，但能力其實並不差。他們害怕每一次失敗，因為對他們而言，每一次失敗都意味著一次選擇錯誤的結果。
AI成為青少年傾訴對象，但不能取代現實世界的回饋
我們現在在實務上看到的是，兒福聯盟去年的調查顯示，有47%的中學生遇到問題時會直接找AI。其中比較大的差異是，原本就有某些精神或臨床議題的孩子，使用AI的程度與依賴度會更高。
AI的本質是一種商業模式，它的核心就是要討好你。但你會發現，在這樣的情勢底下有一個本質問題：人的很多想法與信念，其實都需要透過「現實校正」才有機會被調整。所謂現實校正，就是別人給你的回饋，或者你做事情之後所得到的結果。
因此我們的第一個觀察是，AI基本上是不可能避免的，但有臨床議題的人，使用程度特別高。而AI如果持續強化個人的既有想法，在某些情況下，要由當事人自己發起改變就會變得更困難。
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源頭還是在家長。因為我們服務的對象大多仍是未成年青少年，因此家長的衛教非常重要。如果能讓家長理解，AI在第一階段其實非常好，它沒有門檻，可以建立安全的環境，所有東西都能被積極地傾聽，這個功能是真實存在的。
但是到了第二階段，隨著臨床議題的發展，我們還是希望家長能夠理解，終究需要銜接到醫事機構去獲得更多協助，否則當一個人的想法再也得不到任何現實校正時，那就不是我們樂見的狀況。
從成長型思維看見「健康型」與「危險型」的差異
另一個解方的部分，我想到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卡蘿・杜維克（Carol Dweck）提出的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
這次《滑世代焦慮》數據中有所謂的「健康型」與「危險型」。危險型的人，在面對焦慮與挑戰時，往往傾向躺平，比較接近習得性無助；但健康型的人，即使面對同樣的挑戰，仍願意積極做些什麼。所以健康型與危險型在因應模式（coping）上其實是不一樣的，背後其實都是對於「挑戰是否可以被超越」的信念或價值。
如果從成長型思維與固定型思維來看，本質上其實是「內控」與「外控」的差異。固定型思維的人，覺得很多事情早已決定好，因此比較偏向外控；而成長型思維的人，相信自己能夠影響結果，因此具有較高程度的內控感，所以願意去做些什麼。
少子化世代的保護，正在減少孩子面對挫折的機會
如果回到臨床現場觀察，從人口變項來看，在少子化的過程中，大人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在孩子身上。當注意力愈集中，孩子身上過去不會被注意到的脆弱因子，就會被突顯出來。這些脆弱因子通常並不是太有問題，但被家長放大之後，就變成一種「需要介入」的訊號。
那麼，內控感是怎麼形成的？
所謂內控，就是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但這一定建立在實際經驗上。也就是說，我遇到困難、去挑戰、失敗了、消化情緒，再尋找資源重新面對問題，這個歷程才會逐漸形成內控感。
但在少子化之後，家長焦慮增加，對孩子的介入與輔助增多，孩子的內控機會就越來越少，因為家長幫他承擔了所有的挫折，讓孩子覺得「我不用承擔失敗的過程，不需要面對後果，只要打一通電話，家長就會出面處理。」在這個過程裡，孩子根本沒有機會承擔決策後果，而是集體由家長代為承擔。
當然，家長也很為難，時間有限、擔心孩子受傷，又希望維持良好的親子關係。但我們有時候忘記了一件事：挫折本來就是孩子應該承擔的事情，自然後果本來就應該由他自己去應對。然而很多時候，我們因為過度擔憂，提前替孩子完成了這一步，反而減少了他面對挫折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這個世代的孩子是在幸福與保護中長大的，但同時也被迫減少了親自因應挫折的機會——無論是在情緒上、結果上，或後續處理上。
SEL（社會情緒學習）強調的「責任」（responsibility），如果拆開來看，其實就是「回應的能力」（response-ability），而這些回應能力，必須透過挫敗來累積。家長其實沒有錯，因為這個世代的價值觀本來就是建立在保護孩子的前提之下。但也因為如此，孩子少了許多練習的機會。
因此我認為，SEL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家長一起努力：讓家長知道，挫折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挫折是必要的，而且挫折才是人生的真相。
只是當注意力都只放在一個孩子身上時，他所有的痛苦，家長都很難切割，但這種切割有時候是家長必須承擔的課題，而且從來都不輕鬆。從這個角度來看成長型思維、固定型思維，以及背後的內外控概念，我認為這些都是理解當代滑世代焦慮的重要線索。
《滑世代焦慮》並非單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數位時代、多元選擇、家庭教養與社會環境共同交織下的世代現象。若想進一步了解問卷數據分析及專家建議，歡迎閱讀《滑世代焦慮》完整報告，並透過線上檢核工具了解自己的焦慮樣貌與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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